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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湯滅夏這麼大功績,為何甲骨文沒記載?考古揭示夏朝本不叫夏

delightW11 2022/09/03

商湯滅夏,是所有傳世文獻中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,不僅如此,經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多年來的考古發現,也完全證實在商朝之前,的確存在一個文化面貌不同于商文化的青銅文明政權,這就是以崇山南北為中心的二裡頭遺址。

按照史書記載的脈絡,商之前的朝代叫做夏(或夏朝),既然考古已經發現了二裡頭,那麼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這個有著廣域王權特徵的政權就是夏朝。

但問題在于,二裡頭考古數十年來並沒有發現自證文字,所有關于「商朝前的朝代叫夏」的說法,最早都來自于周朝。這也是考古工作者仍以「二裡頭」而非「夏都斟鄩」稱呼它的原因。

自稱和他稱,區別在哪呢?

舉個例子,我們都知道三國是魏、蜀、吳,但其實三國時期是沒有「蜀」這個國家的,當時正統的叫法是漢,只是西晉建立後,《三國志》作者陳壽出于正統需要,用「蜀」這個郡名來貶稱劉備所建立的大漢,唯有如此,才能表明魏承襲自漢(東漢),而晉又承襲自魏的合法性。

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。比如周人稱呼商朝既有「商」這個叫法,也有根據都城所在的殷而稱其為「殷(衣)」的叫法,這就會給後世造成錯覺,認為盤庚遷殷以後,商朝的國號是「殷商」共用,但實際上,商朝人只會自稱商,而不會自稱殷或殷商。

所以,商朝之前存在一個朝代,但這個朝代到底叫什麼,目前還沒有100%的證據確信它一定叫夏。

那麼作為繼任者的商朝,總應該知道被自己取而代之的朝代到底應該叫什麼吧?

《尚書》曾提到「惟殷先人,有冊有典」,這說明商朝是官修史書的,可惜目前還沒有發現。不過,由于商朝有著濃郁的占卜和祭祀傳統,所以,幸運的是另一套記錄系統—甲骨卜辭流傳了下來。

從1899年甲骨文被首次發現到如今,已出土和收集的甲骨片約15—16萬片,約4500字,內容涵蓋商王世系、祭祀、戰爭、農業、手工業、漁獵、教育、周邊方國等內容。

但奇怪的是,甲骨文中卻並沒有提到過夏朝。值得一提的是,甲骨文中是有「夏」這個字的,但字義卻和政權、方國、甚至族群無關,意指人在烈日之下。

那麼為什麼甲骨文不記載夏朝呢?

目前的解釋大概有三種:第一種認為甲骨文目前只釋讀出1000多個,還有很大一部分沒有破譯;第二種解釋認為甲骨文只是商王占卜和祭祀用的,並不是記錄歷史事件的史書,沒有提到夏朝很正常;第三種解釋認為殷墟甲骨文是盤庚遷殷以後殷商中晚期的載體,距離夏朝滅亡已經過去數百年,完全沒有必要時時提到一個已經消亡很久的政權。

甲骨卜辭雖然只是一種祭祀文字,但我們要知道,商朝人是極度崇拜祖先甚至將祖先奉為神靈的群體,所以甲骨卜辭中會屢屢出現成湯和伊尹等先君重臣名號。

也正因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幾乎記錄了所有的商王名諱,並且與《史記》等傳世史書所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,從而從考古學角度印證了殷商王朝的存在,徹底否定了疑古派所謂「商朝是虛構出來」的言論。

不僅如此,甲骨文中對商王朝開國君主湯的稱謂有:成、湯、唐、大乙、天乙多種,而且祭祀規格頗高,這說明,即使是到了商朝中晚期,對于遠祖湯依然有著頻繁的祭祀。

讓人疑惑的是,甲骨文中只能看出有個叫湯的商王地位極高,但至于他具體做了什麼,卻沒有記錄。按照史書記載,商湯是推動商從邦國向王朝變革的關鍵人物,與上甲、主癸這些先君相比,商湯的最大功績顯然是滅掉夏朝。

既然如此,那為何甲骨文裡體現不出來任何的湯滅夏的記錄呢?難道真的是上文提到的三種解釋,甲骨文只是占卜和祭祀用的,沒有必要提到與夏朝和夏人有關的任何記錄嗎?

顯然並非如此,因為在陝西岐山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甲骨卜辭中,除了周的事蹟外,還提到了湯、太甲、文丁等商朝君主的名號,而且在述及商王時,皆稱「衣(殷)王」、「商王」,這不僅說明周原甲骨的確是出自周人之手,而且也表明本朝卜辭中提到前朝的事蹟十分正常。

那麼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剛才的疑問,為什麼甲骨文裡沒有提到夏朝呢?

一系列的考古發現,為我們揭開了謎團。

首先是出土的春秋青銅器《叔夷鐘》上發現了下面這樣一段記載:「隙成唐,又嚴在帝所,溥受天命,刪伐夏司,敗厥靈師,以少臣惟輔,鹹有九州,處禹之堵。」更早的《詩經·商頌》則說:「昔有成湯……曰商是常……天命多辟,設都于禹之績」。

這說明,雖然西周以後對商朝前面的朝代稱「夏」,但這個叫法並不固定,也常會用「禹」來指代這個政權。換言之,「夏」可能真的只是周人的叫法,在此之前,對「夏朝」的叫法有多種。

其次是甲骨文的印證。甲骨文中曾頻繁記錄殷商中晚期的歷代君主在祭祀一個叫「西邑」的地方,但甲骨文中卻沒有出現「東邑」「南邑」,結合上下文可知,「西邑」與此時的商朝並無任何往來,但卻被商王奉為神靈,擔心它作祟為害。

顯然,西邑恐怕絕非是一個單純的地名,而是有著指代祖先神靈的意思。此後,清華大學收錄了一批出土的戰國竹簡,經釋讀發現記載伊尹事蹟的《尹誥》《尹至》篇中有如下記載:「尹念天之敗西邑夏」,「湯往征弗附……自西翦西邑,戡其有夏」。

「夏」和「西邑」的相關聯表明,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,區別在于,商朝的稱呼是「西邑」,而戰國時加入了「夏」字,改稱「西邑夏」。

這種叫法並非孤證。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山西陶寺遺址曾出土朱書扁壺,上寫「文邑」二字。

事實上,考古發掘顯示,二裡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為西元前1750年—西元前1520年,也就是相當于夏朝中晚期,而在西元前2000年前後,即禹、啟為首的夏朝中前期階段的200年左右時間裡,考古發現的中原地區各類群體間互不統屬,戰亂頻仍,考古學上看不到此時存在一個跨地域文化傳播的廣域政權。

這意味著,夏朝作為新石器時代向國家文明過渡的承前啟後式政權,仍然帶有濃郁的氏族邦國遺存,它的禮制、政權建設甚至標準的國號稱謂,都需要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和完善。

所以,夏朝這個稱謂其實是自周朝才有的,夏朝人的自稱並非夏,而更可能是「大邑」、「文邑」或「禹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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